六点三十八，张建川才离开了汉州市委。

整整谈了两个小时，伍映红留他就在市委食堂用晚餐，但张建川婉拒了。

在两人谈话期间，伍映红的秘书起码进来了三次。

这种情形下秘书还要专门进来提醒的...

火车穿过秦岭隧道时，天色正暗。陈晓阳靠在窗边，耳机里循环播放着李建国最后一段录音：“……别忘了我们。”声音沙哑却执拗，像一根铁丝缠住心脏，勒得他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钝痛。窗外是连绵的山影，黑压压地压下来，仿佛整座山脉都在沉默中守灵。

他已经连续工作十七天，从北安回到深圳后只休息了三天，便启程赶赴四川攀枝花??三线建设时期“钢铁长城”的核心腹地。这一站，是他规划中最为沉重的一环。不只是因为地理上的遥远，更因那里埋藏着一段几乎被官方叙事彻底抹去的历史：十万工人奉命入川，在悬崖峭壁间凿出工厂，把青春烧成钢水，最终却被时代遗忘于群山之中。

抵达攀枝花那日，细雨绵绵。接他的是当地档案馆退休职工周文彬，七十二岁，原攀钢动力厂技术员。老人骑着一辆老旧的凤凰牌自行车，在车站出口等了他两个小时。

“你来得正是时候。”周文彬一边蹬车一边说，“上个月，最后一批‘洞子车间’要拆了。那是我们在山肚子里干了二十年的地方。”

他们先去了炳草岗老生活区。这里曾是攀钢最繁华的家属大院，如今墙皮剥落，电线如蛛网垂挂，楼道里堆满杂物。但在每栋楼下，仍能看到当年刷写的标语残迹：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“献了青春献终身”。

周文彬带他走进自己住了四十八年的屋子。面积不足四十平，一张木床、一个五斗柜、一台黑白电视机，墙上挂着全家福和一张泛黄的奖状：1973年度先进生产者。

“我老婆走十年了。”他说，“她死于尘肺病，没评上工伤。那时候说‘自愿进山’，可谁告诉你三十年后会喘不上气？”

晚饭是在街角一家小面馆吃的。一碗素椒杂酱面，六块钱。老板娘听说他是来做工人口述史的，忽然放下筷子：“我爹是重庆调来的焊工，九八年下岗，第二年就跳了金沙江。你说他图啥？不就是觉得没脸回家吗？”

饭桌上没人说话。只有雨水顺着屋檐滴落，敲打着铁皮棚顶。

第二天清晨，他们前往即将拆除的“一号洞车间”。那是一条深入山体三百米的人工隧道，内部布满锈蚀的管道与废弃设备。入口处立着一块水泥碑，字迹模糊，依稀可辨“三线建设重点工程 1966-1985”。

摄制组架起摄像机，开始拍摄固定镜头。陈晓阳站在洞口，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歌声：

> “咱们工人有力量！嘿！

> 每一天都在战斗，每一天都在成长！”

声音苍老而颤抖，却坚定无比。转头望去，七八个白发老人正互相搀扶着走来。领头的是原车间党支部书记赵长林，八十六岁，拄拐前行，每一步都像踩在历史的裂缝上。

“我们每年清明都来这儿唱一次。”他说，“不是祭祖，是祭我们的命。”

他们在洞内坐下，围成一圈。没有麦克风，没有提词卡，只有手机录音笔静静记录。赵长林讲起1967年冬天，零下十几度，没有暖气，工人们穿着棉裤睡觉，醒来发现尿壶结冰；讲起1972年爆管事故，三个同事被蒸汽活活烫死，尸体抬出来时皮肉已经脱落；讲起1985年改制通知下达那天，全厂两千人集体静坐，没人哭，也没人闹，只是齐声唱起了《东方红》。

“我们不怕苦，也不怕累。”赵长林盯着地面，“我们怕的是，别人说我们不存在。”

座谈会持续到傍晚。结束时，天空放晴，夕阳透过山隙洒进洞穴，照亮那一张张沟壑纵横的脸。摄影师悄悄按下快门，光影交错间，仿佛时光倒流五十年。

当晚，陈晓阳在宾馆整理素材，手一直在抖。他打开电脑，将今日所录内容归档至“沸腾档案?三线系列”，命名文件夹为：“藏在山里的中国”。

微信弹出消息，是刘护士发来的：李建国病情恶化，已转入临终关怀病房，意识尚清，反复念叨一句话??“告诉晓阳，我没说完的话，让他替我说完。”

他盯着屏幕良久，最终回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
然后他新建文档，写下新章节标题：**《山河证》**。

正文这样开始：

> “在中国的地图上，有些地方至今没有名字。

> 它们用代号存在：404、691、816……

> 那些藏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