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，并且有明确的考核标准，其实对中国的利益保障，比单纯占51%的股份更实在。因为技术升级和人才培养，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”

王处长沉吟：“这个思路……我们需要请示上级。但甘先生，为什么你们坚持要51%控股？49%的股份，你们也有很大话语权啊。”

罗伯特解释：“王处长，从公司治理角度，51%和49%有本质区别。51%可以决定董事会成员、任命总经理、批准年度预算、决定重大投资。49%只能参与决策，但最后可能被否决。晶圆厂投资巨大，技术更新快，如果每次升级都要经过可能不懂技术的股东审批，效率太低，风险太大。”

李副主任说：“我们可以约定，技术决策由柠檬方面主导。”

“但公司章程怎么写？”罗伯特追问，“如果写‘技术决策由外方主导’，这不符合中国的公司法。如果写‘重大决策需董事会三分之二通过’，那中方占51%，还是有一票否决权。”

谈判又陷入僵局。

……

下午，上海方面内部开会。

老周说：“其实苏宁说的有道理。我们要的是技术，是人才，是产业链带动。如果这些都能通过合同保证，控股不控股，确实没那么重要。”

王处长摇头：“老周，你不懂。控股是原则问题，不是技术问题。上面有文件，外资在某些领域不能控股，这是红线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这么僵着，项目就黄了。上海现在需要高科技投资，需要就业，需要税收。”

“我再向市里汇报，看能不能特批。”

……

第六天，上海方面的态度似乎有松动。

李副主任说：“甘先生，我们请示了上级，有一个折中方案。你们可以控股，但不能超过50%。50%对50%，然后设立独立董事，关键决策需要三分之二通过。”

苏宁算了算：“50%对50%，加上独立董事……那实际上还是谁也不能单独决定。这种结构最糟糕，容易扯皮。”

张忠谋直接说：“李主任，我在德州仪器干过，见过很多合资企业因为股权对等而失败的案例。技术升级要钱，一方同意，另一方不同意，就卡住了。市场变化快，等他们吵出结果，机会已经没了。”

陈伟明也说：“我们选择上海，看中的是稳定的环境、低成本的土地和人工。但如果我们没有经营自主权，这些优势就没有意义。我们可以去新加坡，去马来西亚，甚至去台湾建厂。那些地方都欢迎我们独资，而且这些地方都在美国总部进行游说。”

这话说得很直白，几乎是最后通牒。

李副主任脸色不太好看：“陈先生，中国有巨大的市场。如果工厂建在上海，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有优势。”

“但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。”苏宁接过话，“柠檬半导体的定位是全球代工厂，客户在美国、日本、欧洲。中国市场当然重要，但并不是现在。我们计划是，先做好代工，等技术成熟了，再考虑进入中国市场，这个时间最少要在十年以后。”

“那你们来上海投资，主要图什么？”王处长问。

“五个原因。”苏宁竖起手指，“第一，上海局势稳定，治安好，我们不用担心任何风险。第二，土地成本低，建厂成本可以节省30%。第三，人工成本低，运营成本可以节省50%。第四，有不错的教育基础，能培养我们需要的人才。第五，长期的稳定性和回报率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

“就这些。”苏宁很坦诚，“所以我们愿意来投资。但如果代价是要放弃控股权，那这些优势就不够吸引我们了。我们可以多花点钱，去别的地方独资建厂。”

谈判再次卡住。

……

下午休会时，罗伯特私下对苏宁说：“老板，他们的底线可能就是50%。我们要不要让步？”

“不能让步。”苏宁很坚决，“晶圆厂是长期投资，控制权必须在我们手里。今天让一步，未来会有无数麻烦。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让步了，毕竟起初我们要求的是独资建厂。”

“但上海的条件确实最好！和上海相比，台湾和新加坡真的就是弹丸小地。”

“那就再谈。如果他们坚持，我们就放弃上海，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