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他写道，“可到头来，不过是个被人利用的疯子。”

沈砚阅毕，将文书归档，轻叹：“每一个作恶之人，起初都觉得自己是在救世。”

与此同时，北方边疆再起波澜。

徐烈密奏：北疆铁骑在巡查时于戈壁深处发现一座新建石庙，庙中供奉一尊无面神像，底座刻有“忠魂永祀”四字。更诡异者，每逢朔月，便有黑衣人前来焚香献酒，祭文中赫然写着“恭迎康王归位，血偿逆党”。

徐烈派人伪装信众混入，得知此乃“遗志会”所为，成员多为旧军官眷、贬谪后代，他们坚信康王未死，终有一日将自海外归来，率领“铁舟大军”重夺江山。

“荒唐！”兵部尚书拍案而起，“这等愚民之术，岂能当真？”

可沈砚知道，荒唐背后，往往是真实的痛楚。

他亲赴北疆，在徐烈陪同下潜入一次秘密祭典。夜深人静，篝火燃起，数十人跪拜于地，有人哭诉父亲因牵连康案被斩，有人哀嚎田产被抄以致冻饿而死。他们未必信康王真能归来，但他们需要一个寄托，一个能让他们觉得“正义未亡”的幻象。

沈砚没有下令抓捕。他在返程途中，向景熙帝上疏：

“请敕建‘平冤祠’，收录三十年来因党争、诬告、株连而蒙难者名录，不论其曾属何党，皆予昭雪立碑。凡有冤者，亲属可持证申告，由察狱司复核，还其清白。”

帝准奏。

一年后，平冤祠落成于京北郊外。白墙灰瓦，无雕饰，无牌匾，唯有正门悬挂一块木匾，上书林川手迹：“**死者不语，生者当言。**”

开祠当日，万人齐聚。有人抱着祖辈牌位痛哭，有人捧着泛黄诉状焚化，更有人跪在祠前，一字一句朗读亲人临终遗言。声音汇成洪流，冲破沉默的堤坝。

一位白发老妇颤巍巍走向名录墙，指尖抚过“冯延”二字，泪如雨下：“老头子，你听见了吗？他们终于肯认你了……”

沈砚站在远处，默默注视。他知道，这不是妥协，而是疗愈。唯有承认过去的错误，才能真正走向未来。

时光荏苒，五年过去。

景熙十年春，朝廷举行首次“庶民议政大典”。由各地“明法塾”推选代表三百人，齐聚太和殿外广场，就《赋税改革草案》《边防军饷拨付法》《女子入学条例》等议题公开辩论。百姓可自由旁听，亦可通过驿站投递意见书。

一位来自黔州的农妇登上高台，操着浓重乡音说道：“俺不懂啥大道理，俺就知道，去年修了水渠，我家稻子多收两石。可管事的李保长，硬要抽三成‘辛苦钱’。俺儿子去告，差役说‘没证据不办’。现在有了《监察法》第十一条，说‘百姓控官，无需担保’，俺这才敢站出来。俺求朝廷，让这条法，真能落地啊！”

全场寂静，继而爆发出雷鸣掌声。

沈砚坐在观礼台上，眼角微湿。他想起林川曾说过：“制度若不能护住最弱小的那个，便是纸糊的墙。”

这一年，正音钟被正式定为“民权之钟”，规定每年清明、冬至、景熙元年新政颁布日，由百姓代表共同撞响，声传百里。

又三年，第一批“明法塾”学子中走出首位女御史??苏婉儿，正是当年那位岭南农妇之女。她上任首案，便查办了自己家乡的县令，因其克扣灾粮、强占民田。结案文书末尾，她亲手写下一句话：“**我娘教我识字时说，笔比锄头重，因为它能翻动山河。**”

消息传开，无数乡村女子纷纷入学。短短十年，全国设立“明法塾”一千二百七十六所，学生逾八万，其中近半为女子。

而在北岭旧址，那座破败的“忠义祠”已被改造成“醒世书院”。院中立碑，镌刻王绍临终遗言：“吾一生执迷，终不及一盲翁看得清明。”每年春秋，新科御史必来此宣誓就职，誓言开头便是：“我愿如林川，不做英雄，只做烛火。”

某年深秋，沈砚独自登临书院后山。此处可俯瞰整个山谷，昔日阴森洞穴早已填平，种上了桃树。春风来时，花如云霞；秋日落叶，覆满旧径。

他取出一壶酒，两只杯，一杯洒于地上，一杯自饮。

“老伙计，”他轻声道，“你走了十二年。天下还没太平，但也没崩塌。百姓还是会怕，会忍，会低头……可他们也开始学会了抬头，学会了写信，学会了在公开堂上大声说话。”

“李崇安去年病逝，临终前说，他这辈子最后悔的，是没能早一点站出来。可我觉得，他站得已经够早了。”

“徐烈退伍了，回老家养马。他说边关太平，无仗可打，不如喂草料实在。我笑他，他反问我：‘你累不累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