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42 年（崇祯十五年），固始汗率领着勇猛的军队气势汹汹地进入西藏，一举击败了藏巴汗——那个由噶玛噶举派支持的世俗政权，随后建立起了 “和硕特蒙古汗廷”。在这个新的政权格局中，他名义上尊五世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，实则牢牢地掌握着西藏的军政大权，成为了西藏名副其实的世俗统治者。

朱慈烺不禁感叹：“固始汗此人，野心勃勃且极具谋略，能在西藏这片土地上建立如此庞大的政权，着实令人佩服。”

1644 年清军入关后，固始汗敏锐地察觉到了局势的变化，他深知清廷的强大，于是果断地遣使向清廷进贡，表示归附，甘愿成为清廷管辖下的地方势力。这一明智的抉择，不仅为他的政权赢得了生存的空间，更为后来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奠定了基础。

1653 年，顺治帝册封他为 “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”，并赐予金册金印，正式确认了他在西藏的统治权。至此，一个 “蒙古汗王掌政、达赖喇嘛掌教” 的独特格局在西藏形成。

1655 年，固始汗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与世长辞。他的去世，宛如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，在和硕特蒙古内部激起了层层涟漪，诸子争权的戏码就此上演。

固始汗去世后，他的长子鄂齐尔图汗、五子伊勒都齐等子孙在西藏和青海分掌权力。然而，权力的争夺从未停止，各方势力明争暗斗，局势愈发复杂。

最终，各方在一番激烈的角逐后达成妥协，达延鄂齐尔继承了汗位。三年后，他终于抵达拉萨就任，五世达赖喇嘛为他赐汗号丹津达延汗。

朱慈烺想到这达延鄂齐尔汗，心中不禁涌起一丝厌恶。这达延鄂齐尔汗，本就贪婪愚蠢至极，在他任内，不仅未能巩固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，反而使得可汗的权力逐渐削弱。而五世达赖喇嘛则趁机扩大了在世俗的权力。

达延鄂齐尔汗平日里只知贪图享乐，对政治事务一窍不通，还总是刚愎自用，听不进他人的建议。他的亲信蒙古骑兵驻扎在拉萨北面当雄一带，这些骑兵在当地作威作福，欺压百姓，搞得民不聊生。他辖领的其他和硕特蒙古部众，也在他的昏庸统治下，离心离德。

朱慈烺心中冷哼一声：“如此蠢笨之人，也妄图掌控西藏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若我大明介入，定能轻易将其击败，还西藏百姓一个太平盛世。”

1668 年 3 月 12 日，这个昏庸无能的达延鄂齐尔汗终于去世，结束了他那荒诞的统治生涯。

西藏的其他势力与地方部落，还有很多。

噶玛噶举派残余势力，这个曾经是藏巴汗政权坚定支持者的派别，在 1642 年藏巴汗政权灭亡后，势力急剧衰落。尽管如此，他们在西藏的部分地区，如昌都、工布等地，仍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。其首领为噶玛巴（活佛系统），但此时他们已失去了政治主导权，与格鲁派处于激烈的竞争关系，且未得到清廷的承认。

朱慈烺思索着：“这噶玛噶举派虽已式微，但仍不可掉以轻心，需密切关注其动向，以防其与其他势力勾结，扰乱西藏局势。”

西藏各地还有很多地方封建领主（谿卡）。在西藏各地，存在着众多传统封建领主，他们被称为 “谿卡”，这些领主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属民，在地方上保持着一定的势力。然而，他们必须服从和硕特蒙古汗廷和格鲁派寺院集团的管辖，并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力。其中典型代表如西藏贵族第巴?索南群培，他作为早期第巴之一，曾协助固始汗管理行政事务。

这些封建领主，平日里对百姓横征暴敛，只知道满足自己的私欲，对百姓的疾苦却视而不见。他们在和硕特蒙古汗廷和格鲁派寺院集团面前，却又表现得极为窝囊，唯唯诺诺，毫无骨气可言。

朱慈烺心中不屑：“这些封建领主，只知鱼肉百姓，在真正的权力面前却如此懦弱，实在不堪大用。”

另外，在西藏东部（如康区）、北部（那曲）等地，分布着一些游牧或半游牧部落，如霍尔部落（蒙古后裔）、波密部落等。这些部落名义上归附和硕特蒙古政权，需要向汗廷和寺院缴纳贡赋，首领多为世袭头人。然而，在顺治年间，关于他们具体名称和事迹的记载却少之又少。

朱慈烺深知，这些部落虽看似偏远，但在西藏局势中也有着不可忽